梅莉·史翠普的所有一切③ 從《郵報》到《穿著Prada的惡魔2》，《女人身處好萊塢》！

〈《郵報》〉

史匹爾伯格的女性主義電影

邁克爾·康奈利的警探「哈利·博施」（Harry Bosch）系列中的第一部作品《黑色回音》（Black Echo）裡，哈利·博施一邊活著一邊飽受越戰參戰時所經歷的可怕惡夢折磨。某天，他遇到了與自己一同在越南服役時，曾與他一起待在「地道老鼠」（Tunnel Rats）部隊的戰友遺體。因為越共挖了許多地道，所以會把負責進入地道、進行搜索與安裝炸彈等剿滅任務的軍人叫作「地道老鼠」。由於在地道裡落入陷阱、被捕獸夾夾住，或被刺刀刺中這種事相當常見，這項任務危險到令人難以置信。當時那些被視為越共隱匿據點、極其重要的地道，入口幾乎都非常小——目的就是讓體型龐大的美軍無法進入。正因如此，通常只能選用許多身材較小的人，因此有大量西語裔軍人活躍於「地道老鼠」部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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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提到越戰時期的西語裔軍人，是因為史匹爾伯格《〈《郵報》〉》幾乎是最後一場法庭戲。主角「〈《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凱瑟琳·格雷厄姆（梅莉·史翠普）在法庭，遇到一位隸屬政府的一名年輕女性職員帶領，不排隊徑直往現場走去；而那位職員雖然屬於政府，卻一邊說著「希望前（那）位夫人能贏」一邊又補上一句：「我哥哥也還在越南呢。」當時越戰已逐漸走向後期，不少黑人與西語裔士兵被源源不斷派往越南。因為成為軍人，本身就代表被美國社會認可為堂堂正正的一員。就算是流著淚、也得拚上性命去爭取被認可並活下去。據說在越戰中，黑人與西語裔軍人以勇猛著稱；換句話說，也等於是比起白人男性軍人，他們被派往更危險的任務。若把整體越南派遣軍隊人數加總起來，他們約佔10%，但死亡人數的20%卻正是他們。死得遠遠更多。越戰是史上第一次以電視轉播的戰爭。可大眾卻並不了解《〈《郵報》〉》所呈現的真實面貌。

就這一點來看，史匹爾伯格也可以說是透過電影不斷記錄美國近現代史。從描寫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林肯》〉》，到透過《〈《戰馬》〉》觸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再透過《〈《帝國的太陽》〉 〈《辛德勒的名單》〉 〈《搶救雷恩大兵》〉，尤其大量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間諜橋》〉》同樣以東西冷戰最為激烈的1957年為背景。然而，若與同時代的年輕一輩導演相比，史匹爾伯格卻對越戰相當冷淡。甚至以1969年為背景的《〈《別告訴他你知道》〉》、以1972年慕尼黑奧運為題材的《〈《慕尼黑》〉》等——從年代上看，雖然他製作過兩次與越戰（1960-1975）時間背景重疊的電影，卻幾乎沒有特別談到越戰。因此也讓人忍不住猜想：他是不是刻意迴避越戰的記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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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的角度來看，〈《郵報》〉或許就是史匹爾伯格的第一部越戰電影。再加上如前所述，連那位把哥哥送去越南的政府側西語裔年輕女性職員也被安排登場——使《〈《華盛頓郵報》〉》水門事件報導主題的另一部電影《〈《總統的陰謀》〉》裡原本就完全沒有出現過的凱瑟琳·格雷厄姆，更擴展了敘事光譜、並把細節做得更豐富，成就了一部更完整、也更立體的女性主義電影。梅莉·史翠普的存在感，為一直以來並不特別被關注的凱瑟琳·格雷厄姆，送上了更豐富的生命敘事。夾在媒體公司男性董事之間、掙扎之餘又作出幾乎等同於最後決定的關鍵選擇的那一幕，實在令人震撼。而正因為是梅莉·史翠普，所以那份震撼更是非同凡響。總之，整部片看下來令人驚嘆的《〈《郵報》〉》最漂亮的句點，就是凱瑟琳·格雷厄姆在面對那位年輕的西語裔女性時所展現的威嚴。然而，接下來的畫面裡，那位職員在白人男性前輩面前被訓斥——如果她之後在政府內部是否能一路升遷撐過去、以及她哥哥是否能在越南活著回來，想到這些就令人心情沉重。於是我又多查了一些：相比之下，1968年沙麗·丘茲（Shirley Chisholm）成為史上首位黑人女性聯邦眾議員；但西語裔女性方面，直到2009年索尼婭·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才被任命為首位西語裔女性大法官（歐巴馬總統的任命）。而在2016年，凱瑟琳·科特茲·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成為首位西語裔女性參議員。那樣的職員之後，還得為了突破更多更大的玻璃天花板，付出多少代價、必須撐多久呢？

Time’s Up！向「包容騎士」前進

談到好萊塢的玻璃天花板時，有誰能像梅莉·史翠普一樣，擁有某種「代表性」呢？梅莉·史翠普在出道至今始終都保持著穩定的存在感，甚至可以說她已是一種活著的傳奇。這位牢牢佔據好萊塢獨一無二位置的大演員，於2018年第90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憑《〈《郵報》〉》入圍最佳女主角（Lead Actress），並創下奧斯卡史上總共21次入圍的最多紀錄。這也刷新了去年梅莉·史翠普本人所保持的20次入圍紀錄：總共12次入圍，並與第二名的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以及傑克·尼科爾森（Jack Nicholson）拉開了壓倒性的差距。不過相較之下，她的「榮耀」並不算多——在歷代奧斯卡中擁有最多得獎紀錄的凱瑟琳·赫本有4次；而弗朗西斯·麥克多曼德（Frances McDormand）與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以及梅莉·史翠普則各自得獎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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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份由弗朗西斯·麥克多曼德與梅莉·史翠普所擦出的絕妙默契發光的2018年第75屆金球獎裡，真正的主角並不是得獎者，而是「黑色禮服」。因為艾瑪·沃森（Emma Watson）、梅莉·史翠普、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等好萊塢女演員，為了抗議性暴力而穿上黑色禮服，並大量出席典禮。「Time’s Up」這個代表「已經到了盡頭」的詞，是由當年1月1日好萊塢的演員、製作人、編劇等約300位女性組成的行動團體，用以反對性暴力與性別歧視；而首場正式活動正是金球獎。尤其在當天的頒獎典禮中，〈《三塊廣告牌》〉（2017）的弗朗西斯·麥克多曼德搶在競爭的〈《郵報》〉（2017）裡的梅莉·史翠普之前，拿下最佳女主角獎。隨後她呼籲其他女性電影人加入這個運動。「我想請所有此刻坐在這裡、各個獎項類別的女性候選人——如果你們願意，請和我一起站起來，真的非常感謝大家。」她這樣說，但大家都猶豫不前；最後她點名請大家起身支持梅莉·史翠普。「梅莉，你只要站起來，大家可能就都會跟著站起來。」就這樣，梅莉一邊笑著站起身，一邊坐在那裡的女性製作人、導演、編劇、攝影指導、作曲家、設計師也全都站了起來。而弗朗西斯·麥克多曼德也能特別用力地說出兩個字——「Inclusion Rider（包容騎士）」。所謂Inclusion Rider，是指在製作電影時，會把「確保演員與工作人員在性別、種族多樣性上達到一定水平以上」的內容寫進合約條款。也就是說，拍片過程中不該排除女性、有色人種、性少數者、身心障礙者等，而應該把他們「納入」。雖然她沒能拿下獎項，但坐在觀眾席的梅莉·史翠普依然比任何人都亮眼耀目。對好萊塢而言，梅莉·史翠普就是這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