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暴力中倖存的愛與尊嚴的風景《我仍然在這裡》

文化策劃者哈奇

〈中央車站〉(1999), 〈摩托車日記〉(2004)等作品的導演，巨匠瓦爾特·薩勒斯在十年後以新作〈我仍然在這裡〉(2024)回歸。這部於8月20日上映的電影，追隨一個家庭在1970年代巴西軍事獨裁下所經歷的苦難及其記憶的軌跡。影片根據主角尤尼斯·派瓦的兒子馬塞魯·派瓦所寫的同名回憶錄製作，〈我仍然在這裡〉記錄了歷史與記憶如何在個人生活中被體驗和傳承，並見證了壓迫時代所留下的集體創傷。

照耀在里約熱內盧的光與影

電影以1971年里約熱內盧的耀眼陽光開始。無盡延伸的海灘，炙熱的陽光，黑黝黝的孩子們的笑聲與健康的身體交織著，瞬間如同天堂的顯現般閃耀。然而，隨即而來的軍方直升機的轟鳴聲和橫穿城市的軍用卡車的陰影威脅著這份平靜，暗示著時代強加的恐懼是多麼容易就能撕裂日常生活。

在這其中，尤尼斯·派瓦（費爾南達·托雷斯飾）和丈夫魯本斯·派瓦（塞爾頓·梅洛飾）與五個孩子一起過著平凡而充實的生活。充滿歌聲、笑聲和朋友交流的日常生活，似乎是小社區所能享有的幸福的證據。然而，魯本斯曾是國會議員的事實很快成為威脅的種子。軍事政權將他作為目標逮捕，家庭被無故拘留和重複調查，最終被捲入失踪的悲劇漩渦中。生死未卜的情況下，政府卻散播假新聞抹去魯本斯的存在，家庭的日常生活被監視、竊聽和財產凍結所侵蝕。如今，留下來的人們必須承認父親的空缺，互相安慰著生活。尤尼斯做出了決定。她賣掉房子，前往聖保羅，獨自撫養五個孩子，46歲時進入法學院，成為人權律師。為了揭開丈夫失踪的真相，她的漫長鬥爭也未曾停止。

尤尼斯的重生——我不會消失

這部電影所採取的視角脫離了傳統的軍事獨裁敘事。電影並未展示大規模抗議或暴力軍事行動的熟悉場景，而是將鏡頭固定在房間、廚房、前海等私密而日常的空間，有效地揭示了國家暴力是如何輕易且突然地摧毀個人生活和親密領域。同時，電影不僅僅停留在記錄這種侵擾，而是展現了將失落與暴力所帶來的現實轉化為溫暖與尊嚴的美學品格。微小的對話和笑聲將生存置於具體的行動中，而非宏大的口號之中。

尤尼斯的生活最清晰地證明了這一點。即使在丈夫失踪後，她仍然帶著孩子們去當地的冰淇淋店，並在媒體攝影機前保持微笑。面對媒體攝影記者要求她收起笑容以強調受害者形象的請求，尤尼斯卻反而大喊“微笑！微笑！”要求孩子們要自信。尤尼斯的微笑不是勉強的掩飾或防禦性姿態，而是從痛苦中自然流露出的存在論表達，無聲地宣告著“我必須活下去”。

尤尼斯的軌跡揭示了在暴力與失落的歷史中，“生存”並不僅僅是生物學上的延續，而是一種政治行為和實踐抵抗。從冰淇淋店流出的笑聲，確認丈夫死亡的瞬間綻放的微笑，以及成為人權律師的生活，皆置於一條不斷延續的線上。電影追隨著在痛苦的極限中反而展現尊嚴的人性形象，提出了問題：使人類生存的究竟是什麼？暴力是現實，但它並不僅僅定義生活。壓迫與恐懼並未摧毀這個家庭的生活意志與尊嚴。於是，愛與尊嚴的風景以“我仍然在這裡”宣告著被記住和傳承。

演技與存在相遇的瞬間

在電影的後半部分，最引人注目的裝置是扮演年長尤尼斯的角色。費爾南達·托雷斯的真實母親，巴西戲劇界的巨匠費爾南達·蒙特內格羅擔任此角色。95歲的蒙特內格羅曾因薩勒斯導演的〈中央車站〉(1998)而獲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她在片中飾演失去記憶的年長尤尼斯，並在電視畫面中認出過去丈夫的臉龐，模糊了虛構與現實、演員與角色的界限。這是一個強烈的裝置，視覺上實現了記憶的連續性與傳承，同時也提供了尤尼斯的故事擴展為許多在軍事獨裁時代倖存的女性的肖像的經驗。

此外，薩勒斯導演的個人經歷使得電影的背景更加生動。他在與派瓦一家同一個社區長大，並與他們成為朋友，在多次訪談中清晰地回憶起當時他們所住的海邊房子。像“窗戶是開著的，門沒有鎖，考慮到當時的政治情況，這是非常罕見的事情”這樣的記憶，薩勒斯在那裡自由地討論政治和社會，聆聽禁忌音樂，度過了他的童年。海邊住宅在警方突襲後變得安靜的樣子也給導演留下了深刻的衝擊。與派瓦一家的交流讓他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軍事獨裁的暴力，最終成為電影創作的起點。導演花了一年時間尋找與派瓦一家所住的房子最相似的房子，仔細準備每一個道具，並為了完成紀錄片般的現實主義而選擇與實際人物相似的童星。

與韓國的“戒嚴記憶”相連的電影

〈我仍然在這裡〉在第81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獲得最佳劇本獎，在第97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獲得國際長片獎，同年在金球獎頒獎典禮上，費爾南達·托雷斯獲得巴西首位女主角獎（劇情類）。在韓國，該片於今年的全州國際電影節首次以〈戒嚴記憶〉的名義介紹。巴西軍事獨裁的國家暴力、家庭解體以及治癒的旅程，與最近韓國人的“戒嚴記憶”相連，帶來了特殊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