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娜熙影評：〈刺客（們）〉，「用筆、用身體，還有用音樂」①

※ 本文包含電影後半段劇情及片尾彩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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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秦豪的 〈〈刺客（們）〉〉中，響起六聲槍響。電影追查到最後的，不是子彈，而是槍聲掠過後留下的疑問：是誰開的槍？發射了幾發子彈？證據為何消失？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有些問題不該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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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15日，國立劇場舉行光復節紀念典禮，瞄準總統的子彈奪走了第一夫人的性命，犯人隨即遭到逮捕。政府迅速說明案情：有犯人、有動機，案件就此結束。一切簡單得令人驚訝。然而，當這些簡單的事實開始彼此矛盾，電影便對這份簡單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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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首爾地鐵1號線開通。一邊槍聲響起、鮮血流淌，另一邊則象徵現代化的地鐵開始首次運行。電影沒有放過這個巧合。以兩倍價格從日本引進的地鐵，以及參與開通工程的遠東集團，正是一家靠著韓日經濟合作所帶來的利益壯大的企業。而這家企業董事長的么弟，成了追查事件真相的記者。〈〈刺客（們）〉〉的諷刺，也從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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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們）〉〉的目的，不是在歷史事件上再疊加一個陰謀論式假說。電影沒有急著斷言幕後主使是誰，而是提出更根本的問題：當政府宣告已經完成對一件事件的說明，對那份說明抱持疑問的人，還能留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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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有無法解釋的槍聲，也有始終沒有被找到的子彈。目擊者的記憶與調查結果彼此不符，本該存在的證據消失了，難以理解的確信卻太快擴散。那些一度陳述事實的人，某個時刻開始全盤否認，說自己「想不起來」。從那一刻起，電影中最重要的行動便成了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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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沒有要求觀眾判定提問者是否掌握正確答案。它主張，只要抱持合理懷疑，就應該有提出問題的權利。這正是本片無法只被解讀為某種政治立場的原因。〈〈刺客（們）〉〉所捍衛的不是某個特定答案，而是提問者所站的位置本身。三個人站在那個位置上，各自擁有不同的東西，也各自付出不同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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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海日飾演的《東星日報》社會部長金宰煥，是本片的倫理核心。他不是年輕英雄，也早已過了不知人生能失去什麼、任憑血氣支配自己的年紀。電影從一開始便展現他多麼清楚危險所在。他因為寫了不合政權心意的報導，和同事一起被押上軍用卡車。他遭軍靴踢打，又從行駛中的卡車被丟進泥土斜坡。當他滿身泥濘回到會議室時，中央情報部的人已在那裡等候。他用紅筆在標題上打叉，強迫宰煥把字眼改得更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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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暴力不只施加在身體上。獨裁政權不僅把記者丟下斜坡，還深入句子與字裡行間，挑選哪些詞可以使用。它決定的不是什麼是真相，而是什麼表述才被允許，並命令記者只能在那套指引內寫作。奪走語言，就是這麼一回事。身為記者，宰煥不向權力低頭。比起不知危險者的勇氣，一個太清楚危險的人仍再次走回同一個地方，這份勇氣更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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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電影幾乎沒有揭露宰煥的私生活。他常穿著略顯皺褶的條紋襯衫，抽屜裡塞滿襪子和內衣。他換上乾淨的新襪子，拂去沾在身上的泥土，繼續採訪。我們始終不知道他住在什麼樣的家裡，又有誰在等他。或許他根本沒有家人。他存在的地方，只有社會部的辦公桌、紙張、打字機與筆、採訪現場，以及偶爾和同事相聚的場合。這份節制沒有讓人物變得單薄。就像以失焦手法模糊了私人背景，宰煥身為新聞人的氣度反而更加清晰。由於只留下公共身分，對他而言，「真相比愛國更重要」。當真相遭到侮辱時，我們也就能理解，他為何會激烈反應，彷彿整個人生都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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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推測四十多歲的宰煥年齡與時代疊合起來，他很可能出生於殖民時期的朝鮮，在日語被稱為「國語」的年代上學。他是那一代人：歷經解放、美軍政與韓戰，一再目睹國家名稱和國語改變，也看著昨天的真相成為今天的謊言。這樣的人成為韓語報紙的記者，辨明事實、留下紀錄，到了中年又試圖守住再次記錄的權利。中央情報部的紅筆對他而言，或許並不完全陌生。他早已走過那個權力能將一個人的語言整套替換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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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接近真相，權力就羞辱他、恐嚇他。它把報紙捲得像刀一樣，刺向他的下巴和腹部；以解雇與停業威脅他；最後更把沙袋倒進打字機，摧毀記錄的工具。宰煥則拿起筆。他在刺穿沙袋的尖銳筆尖上沾滿墨水，在空白紙張上一字一句、隨著呼吸寫下〈自由言論實踐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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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宣言朗讀，是本片最精彩的段落。曾經作為威脅工具的筆，再次回到記錄工具的位置。打字機被奪走的宰煥，轉而採用更古老、更緩慢的方式。每寫下一筆，就必須重新蘸墨，但文字與句子仍不斷從他的指尖流出。權力摧毀的只是機器的物質形體，並沒有摧毀人想要書寫的意志。那些彷彿與紙張對抗般寫下的句子，在本片中從最低沉處開始，最後成為迴盪得最遠的聲音。透過充滿決心的聲線，內心的真誠終於化為言語，並非英雄式的雄辯。聲音裡也帶著猶豫與恐懼，如同旋律在強弱與高低之間流動，撼動聆聽者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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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海真飾演的中部警察署警監哲久，站在與宰煥不同的位置。如果說宰煥的人生都收束於「記者」這個身分，哲久的人生則塞滿了工作、家庭與日常生活。上級指示、妻子、女兒與兒子，以及租住在門房、身懷六甲的警察後輩和他的妻子，電影毫不掩飾地呈現他的家與巷弄。他曾是忠於職守、足以獲頒表揚狀的刑警，卻因追查事件痕跡到底而付出代價，遭到家人受威脅，最後更被迫背下責任、遭到免職。妻子隨即推著養樂多車，投入維持生計的戰場。要求真相的代價，不會只停留在一個人的身體上。對一個有生活、有家庭的人而言，那份代價會擴散到全家。即使不再向國旗行禮，哲久仍沒有停下來。文泰光受審當天，他穿上警察制服離開家門。那是妻子即使嘟囔著「這樣真的對嗎」，最後仍替他熨得筆挺的制服。國家奪走了他的職業，但他仍向文泰光追問真相到底是什麼。他用日語——對一名始終沒有學好韓語的在日韓僑而言，最能觸及對方的語言——迫切地大喊，要他說出真相。

電影在此再次提出問題：真相只屬於那些以追查真相為職業的人嗎？即使被剝奪職業，哲久仍以一名挖掘真相的刑警身分，追問到底該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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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李敏鎬飾演的新進記者韓英日。他生於1948年或1949年，年約二十多歲後半。人們說他是靠關係進來的空降部隊，他則反駁說自己是通過新聞界公務員考試，從正門進入。身為財閥家族的么弟，又是依照自己的選擇成為記者，他總是從容不迫，眼裡閃耀著幹勁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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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節早晨，國立劇場前。一名撿起掉落的入場證交給英日、央求他也寫一篇合唱團報導的女高中生，英日替她拍照，並答應寫一篇報導。掛在他脖子上的奧林巴斯筆型相機，看來不是報社器材，而是私人收藏。那是一台小巧、輕便、容易操作的相機。這份輕盈，像極了英日走路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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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裡有兩支筆。一支是宰煥寫下宣言的筆，另一支則是英日的 PEN，記錄了混亂不堪的槍擊現場。那天照片裡笑得燦爛的女高中生，被偏離目標的子彈擊倒，最後傷重不治。在所有人都守著第一夫人消息的首爾大學醫院，英日仍追到最後，確認那名少女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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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酷的維新體制時代，每當採訪受阻，替英日打開門的正是他的背景。東星廣播電台的音效室因他帶來的一瓶洋酒而開門，負責調查的檢察官一聽到大哥的名字，便笑臉相迎。涉嫌共犯者的出入境紀錄、遲遲無法取得的複數護照，以及在東京等候的分公司員工，這一切都只有身為遠東集團么弟的他才辦得到。每個人都有要求真相的權利，但正如大哥所說，在一個「窮到骨頭都裂開的國家」裡，通往真相的道路並沒有同樣寬敞地向所有人敞開。宰煥與哲久很早便遭遇威脅，英日卻相對輕鬆地越過障礙。支撐這份輕盈的資本，正是從他試圖挖掘的事件所處體制中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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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客（們）〉〉影評將分為上下兩篇，續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