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是承襲原作，還是迷人顛覆？法蘭索瓦・奧宗交出新詮釋

阿爾貝・加繆經典小說《局外人》再度搬上大銀幕，這次由法國導演法蘭索瓦·奧宗執導，直面原作中長期被忽略的阿爾及利亞殖民脈絡。「今天母親死了。不，也許是昨天。」阿爾貝·加繆以這樣強烈的首句瞬間將讀者拉入那陌生世界的小說 「局外人」，如今被改編為電影。「局外人」是加繆將其核心思想「荒謬」濃縮呈現的代表作，在文學史上仍具強大生命力。這部不朽之作能重返銀幕，關鍵在於法國導演法蘭索瓦·奧宗的膽識；他長年以心理驚悚、黑色喜劇與愛情片見長，處理性慾、家庭規範的顛覆，以及生死等主題。加繆的 「局外人」 在1967年曾由義大利大師盧奇諾·維斯康提嘗試改編，但因被評為「過於忠實的改編」而遭遇批評上的挫敗，自此在事實上成為一種禁忌。法蘭索瓦·奧宗的 〈局外人〉 正面打破這項禁忌，也向這部經典提出挑戰。他的電影將原作中被切割掉的阿爾及利亞政治與歷史脈絡正面重現。談到改編方向，導演表示「我感覺自己在延續加繆只留下線索但未進一步展開的那些故事」。電影 〈局外人〉 從原作承接了哪些元素，又加上了哪些新意？

荒謬的再現

法蘭索瓦·奧宗的 〈局外人〉 將原作中壓迫莫爾索意識的陽光與酷熱的感官世界完整搬上銀幕。奧宗以黑白影像表現，並非透過細膩的心理刻畫去解釋莫爾索（本傑明·沃桑）的內心，而是以克制的氛圍，讓他與世界、與自身之間的情感距離與孤立感顯現出來。這種處理很好地保留了原作乾燥筆調帶來的冰冷感。同時，黑白畫面的明暗對比凸顯空間的陰影，將太陽與海灘的明亮轉化為明暗衝突的視覺張力。陽光不再是溫暖的自然物，而成為模糊視野、過度曝露事物的破壞性力量。片中陽光猛烈的海灘不再是舒適的度假之地，而是壓迫人類意志與肉體的空間。奧宗的 〈局外人〉 成功地把加繆的荒謬從抽象概念，轉化為莫爾索所經歷的酷熱壓迫感。

如同原作，電影以莫爾索向一名阿拉伯人開槍為分界，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呈現母親過世後，莫爾索依然若無其事過日子的景象。他游泳，對情人馬麗（蕾貝卡·馬爾德）懷抱慾望，這些行為可視為他反覆嘗試與一個不給予生命意義的冷漠世界接觸的意志。在第一部分，他有時會感覺與周遭的人、自然與世界融為一體。相比之下，第二部分則展示使莫爾索與世界疏離的審判過程與監禁生活。透過這種對比，第一部分也讓觀眾得以批判性地觀看第二部分的審判：社會如何試圖把一個令人難以理解的偏離，硬生生納入既定的意義框架。人們把莫爾索在母親葬禮上顯示的冷淡態度，與那起謀殺事件串連成一段敘事，並對其犯罪行為作出評斷。在這裡，法庭不再是尋求真相的場所，而被描繪成法官、辯護律師、檢察官、證人、陪審員等各個角色各司其職的舞台。此外，法庭還進一步規定一個人該成為何種人，使審判轉化為一場道德劇。在這整個過程中，遭殺害的阿拉伯人則被徹底邊緣化。

「我殺了一個阿拉伯人」

自1942年阿爾及利亞海灘槍響以來，長期以來那聲槍響的受害者在加繆的小說中都以無名的「阿拉伯人」身分存在。導演以一段主張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在法國統治下獲得發展的素材揭開電影序幕。生於阿爾及利亞的作家卡梅爾·達烏德的小說 「莫爾索，殺人事件」 首次賦予該受害者「穆薩」這個名字。「莫爾索，殺人事件」 以在 「局外人」 中無名被害的一位阿爾及利亞人之弟的視角，顛覆了原作。達烏德在描寫法國佔領時期的阿爾及利亞時，處理了殖民主義與身分壓抑的問題，並把被排除在加繆小說之外的阿爾及利亞史與阿拉伯人的記憶再次拉回敘事中心。奧宗的 「局外人」 繼承了這一脈絡。這段素材採取典型殖民主義視角，將殖民統治合理化為文明化與現代化的一環。奧宗把這段素材置於片頭，建立起一個讓後續敘事得以被閱讀的歷史框架。觀眾在看見莫爾索的個人生命經驗與其荒謬意識之前，會先面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處境，因而得以更批判地檢視他的行徑。

「我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在片頭素材之後的下一場戲，莫爾索在入獄的第一天被一名阿拉伯人問及罪名時如此回答。這句台詞在原作中並不存在，是電影新增的台詞。這句「我殺了一個阿拉伯人」反轉了 「局外人」 那句不朽的開頭「今天母親死了」。同時也顛覆了原作中支撐整部小說的死亡秩序。在原作中，首先呈現的是莫爾索母親的死亡，此一事件成為整部小說以及人物無意識的壓迫動力，進而掩蓋了小說中第二起死亡──阿拉伯人的死亡，將受害者推到審判過程與文本世界之外。奧宗在電影中先讓觀眾意識到阿拉伯人的死亡，並未把莫爾索的殺人行為化約為個人的存在荒謬，而是將其放回殖民社會中法國人凝視阿拉伯人的權力結構。最終，電影在銀幕上將那個曾被抹去、無名的阿拉伯人的名字刻在墓碑上。片中受害者的女性手足潔米拉站在墓碑前，墓碑上以阿拉伯文寫著「穆薩·哈姆達尼」。